周和军 | 论古尔纳的文学创作思想
【作者简介】
周和军，文学博士，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副主编。天津市 “131” 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人选，天津市高校 “中青年骨干创新人才培养计划” 人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教学分会理事，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小说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研究，主持完成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项、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2项、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1项，主持在研教育部语合中心重大项目1项、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1项，在《宗教学研究》《当代文坛》《江西社会科学》《云南社会科学》《湖南社会科学》《当代修辞学》《重庆大学学报》《理论月刊》《齐鲁学刊》《山东外语教学》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周和军 教授
论古尔纳的文学创作思想
原文载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第4期，经编辑部与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是一名出生于坦桑尼亚、移居英国的非洲黑人作家。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文学创作中，流亡者的中间状态使古尔纳在后殖民文学创作中获得了有利的观察视角和丰富的题材内容，并于202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文章结合坦桑尼亚复杂的殖民历史以及古尔纳独特的东非生存经历、英国流亡体验，并以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为基础，论证古尔纳融合流亡诗学、去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诗学、世界主义诗学的文学创作思想。
关键词：古尔纳；创作思想；流亡诗学；去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诗学；世界主义诗学
1 引言
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1948- ）是自1986年的沃尔·索因卡以来，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黑人作家。瑞典学院高度评价古尔纳：“毫不妥协而且富有同情心地深刻揭示了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身处不同文化和大陆之间难民的命运。” 对东非殖民主义及其历史遗产的深刻了解以及对流亡欧洲的非洲移民背井离乡的个人生活经历的切身体会都是使古尔纳跻身世界最杰出的后殖民作家的重要原因，而对殖民主义和流亡群体的了解与洞察又与古尔纳的出生和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1948年，古尔纳出生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他的父亲是一名来自中东的阿拉伯难民。早在公元7世纪，就有大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从中东迁移到桑给巴尔。20世纪上半叶，中东政治博弈加剧，也门战乱不断，作为阿拉伯人的一员——古尔纳的父亲为躲避战乱举家移居到了桑给巴尔。自16世纪到20世纪的四百年间，桑给巴尔几经欧亚不同列强势力的殖民争斗，造成了该地区各族势力分裂和纷争不断的混乱局势：从两个世纪的葡萄牙殖民地到阿曼殖民地，再到德国、英国殖民地。
古尔纳在其多篇文章中强调20世纪60年代桑给巴尔的社会变革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英国的殖民体系行将瓦解。1961年1月，英国管理者筹划桑给巴尔议会选举，并操纵以阿拉伯裔为主的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ZNP）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以非洲选民为主的非洲设拉子党（ASP）认为英国管理者舞弊，掀开了非洲黑人武装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与阿拉伯治理精英的序幕。1963年，英国主动终止了对桑给巴尔的保护国制度，1964年撤走了英国军队。1963年12月10日桑给巴尔宣布独立，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保留苏丹王，由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和桑奔人民党组成政府。非洲设拉子党被排除在政府之外，成为主要反对党。1964年1月爆发了大规模的黑人革命，推翻了阿拉伯精英的统治。1964年2月建立了由非洲设拉子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1964年4月与坦噶尼喀合并，成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1964年的黑人革命针对的是阿拉伯治理精英、阿拉伯裔的普通民众，甚至是南亚人、科摩罗人也未能幸免，导致了近4 000人遇难。 “伴随着1964年革命剧变的种种暴行遮蔽了：监禁、处决、驱逐，无休无止，大大小小的侮辱与压迫。在这些事件的漩涡当中，一个少年的头脑是不可能想清楚眼下之事对历史与未来的影响的。” (古尔纳、谢娟，2022: 13）对于作家而言，最好的早期训练可能是不愉快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古尔纳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殖民社会、生活经历、周遭环境对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性格形成、创作个性、审美意识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尔纳的青少年时期亲历并见证了桑给巴尔从殖民地到君主立宪制再到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等重大的社会变迁。这段青少年时期的非洲生活经历给他造成了难以弥合的精神痛苦与认同危机，使他过早体验了暴行的血腥与残酷，深刻感受了社会的复杂无情与种族歧视的伤害，由此造成的精神创伤被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其独特的个性心理气质，影响了其创作素材的选择、主题思想的表达以及艺术风格的生成，成为他后殖民创作的动力源泉。
1967年，带有阿拉伯人血统的古尔纳被迫流亡英国，以难民的身份开启了他人生的另一段旅程，并开始了他的流亡文学创作。古尔纳在英国完成了他的高等教育学业，于1982年获得了英国肯特大学的博士学位，1985年开始在肯特大学英语系任教，讲授英语和后殖民文学，并在此期间发表了一些关于当代后殖民作家的研究论文，聚焦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沃莱·索因卡等作家。由于接受的是宗主国英国的高等教育，以及在英国高校从教的工作经历，古尔纳在文学创作上既吸收了约瑟夫·康拉德、奈保尔等英国移民作家的文学思想，也受到了沃尔·索因卡等非洲本土作家的影响。1987年，古尔纳发表了第一部小说 《离别的记忆》 （Memory of Departure)，迄今已有十部长篇小说问世。古尔纳经历了非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动荡不安，他对非洲文化和欧洲文化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态，既眷恋又不满非洲的故土文化，既向往又无法融入欧洲的宗主国文化，这些造就了古尔纳独具特色的融合了流亡诗学、去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诗学、世界主义诗学的创作思想。三种诗学都指向具有共性的问题，即后殖民时期如何建构非洲大陆的主体问题以及非洲人的身份问题。2 建构去中心的流亡诗学
流亡是跨地域、跨国家、跨民族与跨文化的生存体验，流亡文学表现出流亡者对于故国、宗主国的思想情感、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冲突与差异。流亡文学是较为典型的流散文学， “因为它具有了流散文学内涵基本的、核心的精神与艺术风格特点” （杨中举，2022: 317)。赛义德在 《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 中提出流亡的三种形式：政治庇护、离开故国、居住者对主导的统治者进行反抗及尝试离开的活动。赛义德（2002: 1）描述了流亡者的状态：“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对位的。”因此，流亡者存在 “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逼真的模仿者或隐蔽的流浪人” （赛义德，2022: 45)。古尔纳游走于桑给巴尔和英国这两种文化、环境之间，既是故乡的流浪人，又是英国文化的模仿者。
流亡诗学是知识分子在流亡状态下采取的一种立足多重视角、去西方中心主义、书写流亡经历与生存状态的批判策略和诗学形式。知识分子在流亡的状态下更易摆脱制度的束缚，更易与主流思想保持疏离或决裂的状态，更易获得精神和思想上的自由，所以赛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远离家园，与主流社会形成一种对抗状态；知识分子应当流亡、更适合流亡，或者说流亡状态更适合知识分子，在流亡文化状态中批判意识更容易形成” （杨中举，2022: 317)。霍米·巴巴 （Bhabha, 1994: 5） 把自己的后殖民批评称为流亡诗学，指出 “新世界主义的人口统计学是后殖民移民的历史，是文化和政治流散者的叙事，……是流亡的诗学”。巴巴的流亡诗学关注后殖民社会中的难民、移民、散居族裔、流亡知识分子等边缘群体。
古尔纳在移居英国后的最初几年一直在思考流亡的生命体验对于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流亡者 “不得不背负的重担之一——他们逃离了创伤，自己找到了安全的生活，远离那些被他们抛在身后的人。最终我开始将一部分这样的反思付诸笔端” （古尔纳、谢娟，2022: 13)。古尔纳的流亡诗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古尔纳聚焦流亡的族裔、知识分子等英国文化的流亡者与边缘人。《赞美沉默》 中的主人公叙述了自己20年前为躲避政治迫害，逃离桑给巴尔到英国读大学，大学毕业后在伦敦的一所中学工作，与英国白人女性爱玛相恋，两人选择不结婚并育有一女艾米莉亚。为了获得爱玛及其家庭的信任及认可，主人公选择隐瞒过往，编造了东非故乡的故事，但他与爱玛的爱情被平庸的生活、残酷的现实与英国的种族歧视等鲸吞蚕食，变得岌岌可危。20年间，他与非洲的家人偶有书信往来，但隐瞒了他在英国的家庭情况。20年后，家人邀请他回国探亲，并安排了相亲事宜。他也想解开当年父亲抛妻弃儿的出走之谜。重返故土的他发现新政府贪赃枉法，生灵涂炭，满目疮痍，他真切地感受到他不再属于桑给巴尔，是桑给巴尔 “最熟悉的陌生人”。于是，他重回英国，然而，爱玛和女儿都离他而去。他竭尽全力融入英国社会和家庭，是英国文化忠实的仰望者与模仿者，但最终成了英国文化的流亡者与边缘人。古尔纳塑造了一系列流亡族裔、知识分子形象，如 《海边》 中从桑给巴尔到英国寻求政治避难的中年人萨利赫·奥马尔、 《遗弃》 中告别故乡到英国读书的拉希德，他们始终是英国文化的 “局外人”。
其次，古尔纳刻画了流亡者漂泊的无根性、文化的疏离感，塑造了东非和英国两种文化的流浪者与异乡人。《最后的礼物》 讲述的是63岁的非裔移民阿巴斯在临终之前把自己的经历录成磁带作为 “最后的礼物” 送给家人，他在20岁时移民到英国，娶了混血妻子玛丽亚姆，育有一儿一女。他们的儿女虽在英国出生长大，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却很难融入英国社会。小说聚焦了移民后代的身份危机与文化归属问题、种族主义给他们造成的精神伤害。古尔纳指出：“这些伤害早已根植于移民者的头脑、想象和记忆中，并通过故事或口头叙述等方式一代代向下传递。” （阿梅里、扎卡里亚，2021） 阿巴斯通过录音的方式讲述自己流亡的经历与家族的历史，是他作为第一代移民留给第二代移民 （女儿汉娜、儿子贾马尔） “最后的礼物”，阿巴斯的流亡英国之旅是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矛盾的产物，反映了非洲移民面临的种族困境、文化认同与家园失落等现实问题。《多蒂》 是古尔纳一部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种族主义泛滥的背景下，在英国出生和长大的黑人女子多蒂与妹妹索菲、弟弟哈德森均出现了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问题，三人的成长如雨中浮萍，漂泊无依，弟弟、妹妹误入歧途，而多蒂通过读书激发了她对美好人生的向往，重塑了身份与自我。小说集中呈现了英国对移民的种族歧视问题、移民和难民的无根感、疏离感、漂泊感以及种族内部的歧视与伤害。英国的种族歧视引发了移民、难民的身份认同问题，他们很难将自己归属于哪种文化，只能是东非、英国两种文化的圈外人与被放逐者。
再次，很多作家终其一生都在书写自己，古尔纳也在创作中融入个人经历和生活遭遇。流亡经历是一种不可逆的状态，即使流亡者重新回到故乡或步入希望之地，他们也无法返回精神的原乡，找回曾经的自己。流亡经历也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羁绊，在他们的生命中烙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迹，流亡者离开故乡或移居他国注定会成为两种文化的夹心人，对故乡而言，空间上距离的扩大带来时间上的疏离，会逐渐与自己的故乡、族群产生隔膜与疏远；对于宗主国而言，两种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加上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保守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流亡者只能是西方文化的圈外人。古尔纳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流亡知识分子，他的小说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真实立体的流亡者、边缘人、模仿者、夹心人等形象，既呈现了被放逐的历史与被建构的族群矛盾，也书写了流亡者的沉默、恐惧与艰辛，相较于其他流亡文学而言，具有特殊的深度与广度。古尔纳的流亡诗学是建立在非洲文化的基础之上的，非洲故土是他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家园，有别于纳博科夫等人的流亡，古尔纳对流亡文学的思想主题、创作方法与艺术形式进行了革新，强化了读者的审美体验与情感共鸣。
最后，古尔纳具有双重流亡意识。古尔纳的父亲是第一代流亡者，他原本是也门的一名商人，为躲避战乱流亡桑给巴尔，父亲朝不保夕、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是古尔纳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古尔纳是第二代流亡者，他为了远离政治迫害从桑给巴尔逃到英国，再次开始居无定所、穷困潦倒的流亡生活，对于古尔纳而言，流亡的生命体验与其相伴相随，文学创作始于对自我流亡的反思，书写了父亲与自己的流亡经历，强化了他的双重流亡意识。古尔纳的双重流亡意识也是他区别于索因卡等非洲作家的根本原因。古尔纳以流亡的知识分子视角观照普罗大众——难民、移民、散居族裔、流亡知识分子等群体，聚焦其身份追寻和文化认同问题，刻画了处在不同文化夹缝中的流亡者无家可归、无根可依的精神苦痛与心灵创伤，古尔纳的流亡诗学试图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在殖民和被殖民的历史交错中开辟新的文化空间与批评策略。
3 倡导去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诗学古尔纳对非洲早期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创作进行了批判。非洲早期的文学作品侧重于表现非洲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问题，强调本土文化的纯真和完全自足，极力呈现出一个未经污染的前殖民世界，如恩古吉、凯奇拉哈比等早期的作品。
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创作注重描写非洲土著，强调刻画真正的非洲人。作家经常把种族、肤色以及外貌不同于非洲土著的人视为陌生人，把其当成彻底的政治、公民的边缘人。“许多非洲社会将此作为驱逐和折磨这些人的理由，如在乌干达（以伊迪·阿明为代表）以及桑给巴尔。因此，‘谁属于非洲’ 就成了一个本质主义的问题。当某种特征被确定为 ‘非洲人’ 的本质时，当你问 ‘什么样的人是非洲人’ 时，答案就变成了 ‘像我一样’ 的人，而不是当地拥有公民权利的人。” （Nasta, 2004: 360）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创作把种族、血缘、外貌等作为界定非洲人的本质特征，把拥有公民权的非裔阿拉伯人排除在非洲人之外，而当时非洲内部的种族歧视问题以及非裔阿拉伯人等少数族裔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的不公平甚至被伤害的事件在这些早期作品中被视为正常的社会现象。针对这种不良的创作倾向，古尔纳创作了《天堂》， “《天堂》 一书的真实意图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到来之前，沿海地区已经异常脆弱的根本原因是整个社会已经超负荷运转。各种各样非洲内部的暴行，虐待妇女，欺凌儿童，欺辱你眼中的少数族裔，每个族群都是如此。” （ibid.: 361）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创作对这些问题选择性盲视。所以，古尔纳在 《天堂》 中写实地还原了非裔阿拉伯人为东非的发展付出的艰辛和努力，被排除在非洲人之外的非裔阿拉伯人经过数个世纪的经营，把东非海岸打造成一个贸易天堂，推动了当地商业经济的繁荣。《天堂》中的穆斯林凭借宗教的荣辱观念建构自己的族群身份，并把这种宗教荣辱观念与世俗商业贸易紧密结合，形成了崇商重商、秩序井然、相对文明的社会氛围。此外，颇具硬汉色彩的阿卜杜拉和成熟男性的阿齐兹都给主人公优素福的成长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前进的动力。因而，《天堂》中“仍然有接近于公民生活和社会生活之类的东西” （ibid.: 360）。
一方面，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创作颂扬本质主义的非洲特性，另一方面却试图将非洲的伊斯兰教 “妖魔化”，他们不仅把生活在非洲东海岸的穆斯林排除在外，而且把非洲的伊斯兰教视为外来的殖民势力。索因卡将 “非洲的伊斯兰教描述为与欧洲殖民时期的基督教一样，是一种外来的、殖民的、野蛮的力量，限制了非洲的发展” （Lavery, 2021: 115)。事实上，伊斯兰教传入非洲有千余年之久，对非洲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尔纳指出： “像索因卡那样指责东非被宗教殖民了一千多年，难以令人信服。毕竟他们曾利用宗教来满足其目的。索因卡和其他人主张某种 ‘真正’ 的非洲立场，这不过是压制非裔阿拉伯人成为非洲人的方式之一，我与他们的观点格格不入。我认为，这种把非洲的伊斯兰教说成是外来的殖民势力，几乎是19世纪的话语。这不过是一种殖民主义话语试图取代另一种话语。……现在听到非洲人讲起同样的话语，多少有些令人惊讶。” （Chambers, 2011: 127）长期以来，伊斯兰教在东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古尔纳在 《天堂》 中刻意凸显穆斯林文化，让 《古兰经》 中的优素福与 《天堂》 中的优素福构成互文关系，强化了伊斯兰主题，力图表现人间的天堂式花园，寄寓了建造人类美好幸福乐园的理想。
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创作也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集中体现在美化前殖民时期非洲人的生存状态，忽视非洲自身存在已久的社会矛盾。恩古吉认为： “黑人的原住民都是善良的，都是天真纯洁的，所有的罪过、所有的罪孽都是由欧洲的白种殖民主义者造成的。” （西子卡、午荷，2022） 如杜罗·拉蒂普用约鲁巴语写的戏剧 《国王已死》 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国王去世，国王的侍从兼顾问艾勒辛遵循传统自杀，艾勒辛临死之前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英国的殖民主义。古尔纳明确指出了这种创作的不良影响，非洲早期的文学作品 “把前殖民社会刻画为只存在一些小问题，大体上运行良好，这种做法很肤浅。可以想象为何在独立前后出现这种创作观，因为当面对持续几个世纪的殖民主义冲击，包括来自殖民者的嘲笑和蔑视的冲击时，民族独立就变得至关重要。人们渴望一种进步的精神，常见的话语表述 ‘这就是我们统一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团结的方式’。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幼稚的幻想。在许多情况下，不稳定的社会必须进行谈判和协商，以便和谐共存。之所以称其为幼稚的幻想，是因为这种作品把谈判、协商的真正复杂性和困难性简单化了。” （Nasta, 2004: 359-360）古尔纳进一步指出这种创作的危害：作品主题思想的弱化、人物的扁平化以及情节的空洞化，如恩古吉创作的 《马蒂加里》，这部作品有其重要的文学价值，但作者在开启马蒂加里 “真理与正义之旅” 的过程中，瑕疵也是显而易见的，作者 “把复杂的问题和差异简化为荒谬的自我服务的象征。……最后，马蒂加里为土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牺牲和责任的评价高于判断和原则 （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熟悉的手段），导致了叙述的进一步简化。根据恩古吉的描述，这片土地上只有两类人——爱国者和叛徒。这种危险的过度简化表现的是不宽容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在很多方面影响着小说。” （Gurnah, 1991: 171-172)
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创作是前殖民时代同质性观念的反映，这种创作造成了非洲内部的分化、矛盾的加剧与社会的撕裂，更导致作品内容的空泛、意义的贫乏与审美的缺席。古尔纳尤为强调要反对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武断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创作思维，批判西方殖民者是魔鬼、非洲被殖民者是天使、把非洲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西方殖民主义等简单化倾向，所以，古尔纳强调要书写去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诗学，以兼容并包的姿态吸收现实生活的文化气息。4 创作世界主义的诗学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主义以及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的同时，古尔纳还主动克服陷入这两种创作倾向之间非此即彼的陷阱，积极拥抱全球化时代世界主义诗学的创作理想，从地方性、民族性的个人难民经历书写中，呈现出现代世界人类群体生存境遇的多元性和动态性，努力实现非洲文学审美的多样性与超越性。
古尔纳在 《学习阅读》 一文中运用世界主义的视角来描述自己的创作理念：“与欧洲共处，但同时在想象的世界中仍生活在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Diegner & Schulze-Engler, 2015: 32）就其个人立场而言，古尔纳反对各种中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具有世界主义的世界观和创作观 （周和军，2022b: 89)。石平萍（2021: 108）指出：“古尔纳的后殖民立场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彰显非洲本位的世界主义立场，同化主义、种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论以何种形式存在于哪个国家，都是他批判和拆解的对象。” 古尔纳关心的不仅仅是那些默默无闻的非洲难民、移民，而是处于困境中挣扎求生的每一个人。书写弱势群体、 “三民” （殖民、难民、移民） 问题是其摆脱各种中心主义、书写世界主义诗学的最好注脚。古尔纳创作的世界主义诗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古尔纳推崇一种反映特定的时代精神、追求开放进步的世界主义诗学。古尔纳的小说习惯以地图的方式呈现他对个体与世界、地域与全球、个体性的生活经验与整个世界体系之间关系的思考。《海边》 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奥马尔七岁的时候，一位教师在讲述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为学生们绘制了一幅地图，这是奥马尔人生中第一幅世界地图。这位教师 “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地图：西北欧的海岸、伊比利亚半岛、南欧、沙姆斯地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北非海岸，然后凸出和收进，画出好望角。……一路向北，到了鲁伍马三角洲稍微凸起，接着是非洲之角，然后是红海海岸、苏伊士、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印度、马来半岛，最后到达中国。他停在那里，微笑着，用粉笔勾画出半个已知的世界。他在非洲东海岸的中间位置画了一个点，说：‘我们在这里，离中国很远’。” (Gurnah, 2001: 37）这堂课对奥马尔影响深远，让他偶然间发现了一个无法想象、不可思议的世界。古尔纳为奥马尔绘制的这幅世界地图，使奥马尔对其自身的位置以及他与整个全球性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有了清晰的定位与认知，也为他后来的跨国迁徙、避难英国埋下了伏笔。对于古尔纳而言，创作能够重新定位个体与世界、地域与全球，文本中的地图体现了古尔纳对超越民族、地域、语言、文化边界的世界主义诗学的探索。
古尔纳的短篇小说《上午十点钟的月亮》中也反复出现一幅棕金色、镶框、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教师马林·哈桑多次谈及地图讲述的都是关于印度洋的故事，印度洋 “在这里显示为 ‘开放的水域，而不是南部封闭的陆地’。它记录着非洲印度洋沿岸在被重新定位为边缘地区之前的世界性，同时也预示着向其他世界的开放。用雷蒙德·威廉斯的话来说，它是一个 ‘主要的、残留的和新兴的’ 世界的代表。东非海岸地区是一个感知文化的 ‘群岛’，赋予了古尔纳当下的 ‘世界观’。……这些地方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世界中，因为海上航线使我们成为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这种海洋视角使古尔纳成为一个 ‘世界作家’，一个认为 ‘自己属于一个更广阔世界的作家’ 的内在感觉，而不是 ‘欧洲传统’。” （Samuelson, 2017: 21）
古尔纳通过绘制地图的方式重新定位桑给巴尔与印度洋、开放与封闭、东非与世界的关系，古尔纳绘制的桑给巴尔地图是印度洋上的明珠，他绘制的印度洋地图是一个流动性的、充满人文气息和无限活力的世界主义的文化社会，“既有本土化的风俗，也充满世界主义的元素。桑给巴尔岛，这个印度洋海岸的小岛，在古尔纳的笔下，成为历史上世界主义的最佳样本” （余静远，2022: 28)。古尔纳绘制的东非地图融汇了非洲传统黑人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既多样又包容，更为重要的是，彰显了进步的时代精神，把东非引向更广阔的世界，成为世界主义的标本。古尔纳绘制的广阔的、流动的、新兴的、充满世界主义元素的海岸地区与文化社会的地图重构了非洲文学对于东非的历史书写，旨在揭示世界主义诗学应反映特定的时代精神，彰显开放、进步的文化品格。第二，关注多元文化和多元身份。古尔纳的多元文化背景、跨国生存境遇开阔了他的创作视野，他笔下的桑给巴尔不是我们印象中贫穷落后的小岛，而是在印度洋贸易中连接非洲、亚洲、欧洲的海上要冲，呈现了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西方文明等多元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古尔纳跨越了不同地域、族群、信仰之间的隔阂，书写了不同文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联结与共存。古尔纳的小说重点刻画了失去家园的非洲人形象，专注 “难民问题、流散叙事、殖民主义、种族歧视” （周和军，2022a: 97）等主题，所有主题都指向了身份问题。古尔纳指出了流亡群体具有普遍性的身份认同危机，他把 “身份视为有差异的集合体，并处于一个动态的重构过程之中” （王卓、郭丹阳，2022:1 16)。古尔纳强调了全球化时代下流散族群的身份处于变化、解构与重构之中，多元文化身份定位也是他创作的起点，多元文化融合是他世界主义诗学的审美理想。
第三，记录人类的爱、善良与美德。古尔纳（Gurnah, 2004: 27）认为，作家是英雄，“是真相的发现者”。 “写作关心的是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或早或迟，残酷、爱与软弱就会成为其主题。我相信写作还必须揭示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冷酷专横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什么让看似无足轻重的人能够不顾他人的鄙夷而保持自信。我认为这些同样也有书写的必要，而且要忠实地书写，那些丑陋与美德才能显露真容，人类才能冲破简化与刻板印象现出真身。做到了这一点，从中会生出某种美来。” （古尔纳、谢娟，2022: 15）作家应是时代的镜子、民族的代言人和人类的良心，古尔纳敢于直面社会现实，展示了坦桑尼亚独立后的政治腐朽、种族压迫、内乱不断、伊斯兰文化的伦理失序等问题，呈现了西方宗主国的种族歧视、白人至上、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揭露了西方列强对非洲长达数百年的阶级压迫、资源掠夺和经济剥削，控诉了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的暴行与伤害。坚守作家良知，追求道德正义是古尔纳世界主义诗学的价值取向。
古尔纳走出了欧洲中心主义与非洲中心主义的拘囿，探索了反映时代精神、追求开放进步、主张多元文化并存、多元身份认同、关注普世价值、道德正义的世界主义诗学，是其世界主义思想的体现，更是对一种世界性的文学价值体系的探索。
5 结语综上所述，古尔纳的创作思想主要体现在流亡诗学、去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诗学、世界主义诗学三个方面，古尔纳具有双重流亡意识，他对流亡诗学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创新，试图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开辟新的文化空间与批评策略。他强调要反对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武断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创作思维，要书写去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诗学，要建构反映时代精神、追求开放进步、主张多元文化并存、多元身份认同、关注普世价值、道德正义的世界主义诗学。古尔纳的创作思想反映了其非洲流散书写的文化立场、精神姿态和现实意义，凸显其在艺术风格、美学观念、文化蕴涵等方面的独特性与创新性。后续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古尔纳小说与英国文化、阿拉伯文化、斯瓦希里文化和印度洋文化之间亲近与疏离、依附与突围的复杂关系，才能全面地把握古尔纳小说的异质性与混杂性。